我國著名考古學家王愷先生于2024年6月8日逝世，享年91歲。王愷先生為江蘇徐州沛縣人，196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先后在洛陽博物館、徐州博物館、徐州漢兵馬俑博物館工作，歷任徐州博物館考古組組長，徐州漢兵馬俑博物館副館長、館長。曾任江蘇省文史館館員，江蘇省第六、七、八屆政協委員。王愷先生一生致力于文物考古工作，曾主持調查、勘探、發掘隋唐洛陽含嘉倉、徐州土山二號墓、徐州子房山三號墓、徐州東洞山西漢楚王墓、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及兵馬俑等遺址、墓葬。其中獅子山楚王陵墓是在王愷先生的帶領下發現、發掘的，墓葬規模宏大、結構獨特、出土文物豐富，被評為“1995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后又榮膺“中國二十世紀百項考古大發現”。

       王愷先生從事文物考古工作50余年，著有《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叩開楚王陵——我的考古之路》，發表《獅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對研究西漢楚國建制及封域的意義》《淺說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秦漢兵馬俑的幾個問題》《徐州獅子山兵馬俑的藝術特色》等論文70余篇，為徐州漢代陵墓考古和漢文化研究，為中國的考古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

       王愷先生千古！

       為悼念王愷先生為徐州文物考古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特轉發國家文物局官網2020年3月17日發布的《基層文博人｜王愷：“百年之后，請把我的骨灰撒到徐州獅子山上”》一文。

       1936年5月王愷先生出生于江蘇省徐州市沛縣一個偏僻農村，196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參加工作以來，先后主持調查發掘隋唐洛陽含嘉倉、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及兵馬俑等遺址、墓葬，歷任獅子山西漢楚王陵考古隊領隊，徐州漢兵馬俑博物館館長、研究員，江蘇省文史館館員，江蘇省第六、七、八屆政協委員。

1963年7月，北京大學歷史系58級考古班全體合影留念。二排（左七）為宿白教授。后排（右六）為王愷。照片中還有同學張文彬，彭金章、樊錦詩夫婦。

王愷先生回到闊別幾十年的母校留影

初戰告捷

       王愷北大畢業后，受國家派遣赴洛陽博物館工作，第一項任務就是協助北京大學宿白教授的研究生孔祥星整理以前發掘的唐墓資料，特別是澗西出土的一些唐墓資料。他運用在北大的所學知識對塔式罐進行排比研究，圓滿完成此項任務。

       自那時起，在整個“文革”的艱苦歲月里，王愷克服單調和孤獨的生活困難，別人在“抓革命”，只有他在頂著“臭老九”的帽子到處“促生產”。在動蕩與混亂環境下，他一直堅持業務學習和考古調研，騎著自行車跑遍澗西、浐東、洛南、北邙以及整個洛陽市區和郊區，為以后成功發現發掘數百座各個時期的古墓葬打下堅實的學術功底。

       1969年冬天，洛陽博物館在洛陽車輛段車修車間基建工地發現隋唐洛陽含嘉倉，王愷被派去主持鉆探工作。他一干就是三年多，探出糧倉270余座。該糧倉規模之巨，儲糧之豐富前所未有，引起國內外各界人士關注。含嘉倉的發現，不僅為研究隋唐大型官倉及儲糧制度提供重要實物，也為今天建設地下糧倉留下一份防潮建倉資料，對糧食儲備也有重大現實意義。初戰告捷，這是王愷在考古發掘工作中創造的第一個輝煌。

70年代，王愷在洛陽耐熱材料廠清理宋代墓葬時的工作場景。

建功桑梓

       1977年3月22日，王愷在古都洛陽奮斗14年后，此時已年逾不惑的他，應調前往徐州博物館工作，從此徐州有了第一位科班出身的考古學家。來到徐州的第三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工作，隨博物館同志考察土山漢墓。土山漢墓于1969年發現，1970年南京博物院對其進行了發掘，出土有銀縷玉衣、鎏金獸型硯盒、雁足燈、獸柄銅壺等珍貴文物，大家都認為這就是主墓室，土山漢墓的發掘工作已經結束。

       但是，王愷看到發掘之墓不在封土中央，且墓葬規模偏小，認為封土下邊一定還有另一座墓，一座更大的主墓。他將自己想法向館領導匯報，同時建議對土山進行鉆探調查并獲批準。王愷引入鉆探含嘉倉的洛陽鏟技術，經過一個月努力，找到土山二號墓（土山漢墓的主墓）。試掘期間出土的文物證實，這是王愷所發現的第一座東漢彭城王墓，那時的王愷已被世人視為傳奇：“洛陽來了個考古學家，手拿小鏟找墓，十個有九個準。”

       王愷憑著踏實的工作作風和豐富的專業知識，先后主持發掘子房山三號墓、東洞山西漢楚王墓、 拉犁山一號墓、臥牛山一號墓等一批西漢墓葬。

       1984年12月4日，徐州磚瓦廠在獅子山西麓取土燒磚，又挖出一處兵馬俑坑，隨后王愷被抽調到獅子山發掘工地。1985年10月，徐州漢兵馬俑博物館建成開放，王愷等編寫《江蘇徐州獅子山兵馬俑坑第一次發掘簡報》，發表于1986年第12期《文物》。至此，兵馬俑的發掘工作暫時告一段落。

       當時許多人認為獅子山西麓是古代燒制陶俑作坊的倉庫，但王愷等專業考古工作者憑著深厚的學術素養，敏銳意識到這只是墓葬一個組成部分，并認定主墓應該在獅子山上。王愷發誓一定要找到它，并在1987年市文化局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表示：“不找出獅子山兵馬俑主人墓，我死不瞑目?！?/span>

1980年，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史樹青（左一）等人來徐州考察時在土山合影。左二為王愷。

1984年，王愷在漢兵馬俑坑清理文物現場。

       從此王愷再次踏上尋找漢代大墓的苦樂征程。在經歷三次科技探墓失敗的情況下，最后他還是通過多年逐人問詢的“笨”辦法，抓住“有人曾經在山上挖過紅薯窖”這句不起眼的話，峰回路轉發現線索，順藤摸瓜找到墓道及主墓室。

       經發掘，獅子山西漢楚王陵不僅規模宏大而且結構獨特，也是徐州出土文物最豐富的墓葬，所出金、銀、銅、鐵、玉、石、陶、漆器等高等級文物達2000余件，其中享有“四最”之稱的金縷玉衣、被譽為“中華第一棺”的鑲玉漆棺等玉器聞名全國，被評為“1995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后又榮膺“中國二十世紀百項考古大發現”。

       由于王愷找到并科學考古發掘了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從此這座海拔僅有58米的獅子山，成為徐州市最有名的山之一，也使一個不知名的小山村，建成享譽世界的國家4A級旅游景區，王愷也藉此到達了考古生涯中又一高峰。

       王愷找到的兩座大型王陵，出土大量精美的兩漢文物，為徐州兩漢文化研究和繁榮提供豐厚物質基礎，為徐州樹立“兩漢文化看徐州” 的城市文化品牌提供堅實理論依據。

1986年，王愷（右）與到訪考察徐州漢兵馬俑的秦始皇兵馬俑館館長袁仲一先生。

1995年，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墓考古發掘現場 

1995年，王愷（左）與楚王陵考古隊同仁清理文物現場。

學術大家

       在40余年的考古生涯中，王愷清理發掘墓葬300余座，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進行學術研究，寫出報告、簡報及論文百余篇，在漢墓、漢俑和漢畫像石等多個方面都有開創性研究。

       在考古工作者認定土山為某一代東漢彭城王墓強勢語境下，2014年王愷卻在本地媒體推出獨樹一幟的新觀點，推斷其為東漢楚王劉英墓，體現他對學術認知的永不滿足。目前土山漢墓正處在又一次的考古發掘中，這也是他大力呼吁的結果之一——或許在不遠的將來，發現新證據來驗證“中年王愷先生”、“老年王愷先生”的對錯。但無論結果如何，他對學問真知的追求和渴望值得每一個人尊重。

       王愷不僅自己進行學術研究，而且長期無私提拔后學。早在1979年徐州地市尚未合并之時，當時地區文化局要辦一期文物干部短期培訓班，王愷負責業務講課和發掘實習，培訓班人員均為徐州8縣的文物干部。經過培訓，學員們都掌握了基本發掘技能，提高了文物業務水平。后來這些學員都成了各縣的文物工作骨干，不少還當了館長，個別還被提拔為副縣長。通過類似各種培訓，王愷帶出數位館長、處長以及多名有建樹的文物工作者。

1979年，徐州地區第一期考古短訓班全體人員合影，前排（右一）為王愷。

1999年，王愷在秦俑學第五屆學術研討會上作學術報告。

秉筆直書

       在王愷的回憶類文章中，能看到一個大寫的“真”字。如對土山考古工作的追述，考古工作在那個荒唐時代的種種遭遇，人物、事件、時代背景撲面而來，基本做到不隱惡、不唯上，不為尊者諱，不為長者諱，不為亡者諱，作為第一手歷史資料，利于后人反思過去，引領未來。

       在回憶文章里，王愷對自己也是秉筆直書，他毫不避諱來徐州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為解決家屬“戶口”問題，對待工作中的失誤也不掩飾。他在書中敘述“1965年，關林鋼廠新建車間，鉆探出近百座唐墓。我被派到關林鋼廠配合基建發掘唐墓，住在關林東院的原庫房修復室里。每天白天去鋼廠，晚上回來住。在關林我發掘出的幾件文物至今記憶猶新。一件是玻璃瓶，它很薄，我很注意，但還是把它碰破了，造成終身遺憾。”每每提及此事，他都充滿自責。

       王愷是江蘇省連續三屆的政協委員，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考古學會、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員，秦俑學研究會及兩漢文化研究會理事、委員，漢兵馬俑博物館館長，九三學社徐州市科技二支社主委。利用這些多重社會身份，他一有機會就宣傳徐州的文博工作，宣傳兵馬俑，宣傳楚王陵。他寫出的提案有百余件，內容涉及文博界、城建、工農業生產、居民生活、“兩個文明建設”等方方面面，并多次獲得“優秀提案獎”。在省政協六屆一次會議提出的《關于搶救土山漢墓文物》提案，八屆五次會議上的《徐州獅子山漢墓出土文物保護刻不容緩》提案，均受到省、市各級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有力推動了徐州考古事業發展。

       除了研究論文，王愷還積極撰寫多種科普讀物，向社會大眾普及文物、考古知識，配合各級媒體宣傳徐州考古事業。他多次做客央視。先后在一套、二套、四套、十套、十二套“見證”“歷程”“講述”欄目推出的《王陵疑云》《走遍中國》《王陵發現者》《王陵之謎》等紀錄片，主要以發掘兵馬俑和尋找兵馬俑主人墓的感人事跡為內容，面向全國播出后，掀起“兩漢文化看徐州”的熱潮，全國各地游客、媒體紛至沓來。這些大規模的宣傳報道，樹立了徐州優秀旅游城市的良好形象，提高了景區的知名度，使兩漢文化走向更廣闊的世界。

       王愷先生每日仍筆耕不輟，他要幫助單位把獅子山西漢楚王墓的正式發掘報告整理出版，這是他心中永遠不能割舍的牽掛。2013年他出版《叩開楚王陵——我的考古之路》一書，在自序部分深情地說：“我已與孩子們商定，待我百年之后，把我的骨灰撒到獅子山和土山上。我用了畢生精力找到它們并發掘出來，我要與它們永相伴。”這是他能成為一代考古大家的境界與追求。

《叩開楚王陵——我的考古之路》《中國重大考古發掘記：徐州獅子山楚王陵》書影

（文章來源：國家文物局官網  文圖作者：岳凱  編輯：原豐、杜斌）